皇宋百科大全书——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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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满屏100满屏75宽屏60推荐50中屏25窄屏保存设置宋国大革命　　滥觞于韩愈、李翱的辟佛兴儒运动，经历了宋初三先生的薪火相传，终于在仁宗——高宗朝成为了波澜壮阔的儒教复兴运动。一时间司马光的朔学、苏氏兄弟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石越的石学精彩纷呈，灿烂如同漫天的星斗，波澜如盛夏的银河。思想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自秦火之后从所未有。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为董仲舒之后盖未所见。然而百川奔腾总须归向大海，经历了这一百多年的儒教复兴运动，到了世宗朝的时候，该做一个总结了。

　　这个总结，是由朱熹来完成的。

　　朱熹堪称是那时代站的最高的巨人。出生于一个福建的一个下层官吏家庭的他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便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思想启蒙，青年时代出入佛老，又在泉州这个福州最大的海港城市同摩尼教徒及天方教徒们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并从他们那里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得不承认朱熹思想中那严冷的体系化倾向更多的像一个希腊人而不是宋人。

　　醉心于古希腊哲学的朱熹是一位天才的翻译家，他动起手来将拜占庭人带来的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都翻译成了宋国士大夫们可以接受的文字，如果他能继续下去，那么他必将以大宋朝的鸠摩罗什闻名。但是朱熹的旨趣从未仅仅停留在故纸堆中，他始终先是一名士大夫然后才是一个学者。和当时的有志青年们一样，他也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成为了进士。凭借着这个头衔，才二十岁的朱熹风风光光的回到了老家徽州，招徕了第一批弟子。

　　在泉州的翻译工作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却给朱熹带来了最初的名声，并且也对他的思想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在等候就职的时间里，他带领自己的弟子们在徽州仿造雅典学派的例子建造了一座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书院。在这座书院里，他与弟子们一边散步一边探讨人生、社会、国家和家庭的关系。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座书院，这在以后也就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

　　坦率的说，朱熹并不是个当官的材料，在他七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全部为官的经历也就五年多，其中最初的职务同安县主簿就占据了三年。但是正如宋国的一位著名将军说过的“我并非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朱熹从不放弃一切可以供他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

　　在被延平李先生（小程三传弟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倾倒之后，朱熹开始走向了向过去的自己决裂的道路。但是正如没有一个人可以甩掉自己的影子一样，佛教的顿悟、道家的空虚和一神教的一神论始终阴魂不散的缠绕着他。以至于不论是佛教徒、道教徒或者是基督徒都能从朱子语录中找到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但是在走上批判异端的道路之前，朱熹觉得自己有必要弄清楚自己的盟友和敌人都有谁，将他们详细的列一张表，写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因为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本完整的世界思想史。朱熹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华夏、天竺和泰西。这张表的第一部《华夏诸子辨析考》于他二十三岁时写成，后两本《大小乘佛教源流通论》和《两希群哲要录》则分别在十年和十五年后问世。在这期间，为了完成这三本书，他先后写成了《圣门道统论》、《墨门考》、《名老辩》、《法源》、《释教东传年表》、《玄门诸子要录》、《黄教野史》、《暹罗佛论》、《玄奘西域行状考》、《太极图说考》、《波斯拜火教事略》、《新月教大事录》、《耶教天方教源论》、《犹太春秋》、《雅典群贤语录》、《罗马通传》、《泰西资治通鉴》（未完成）、《大公东正两教通议序》。

　　完成这样一项前人闻所未闻的工作之后，朱熹依旧感到自己精力四射，原本他准备仿造石越《论语正义》的例子，将四书五经全部整理出来，加以点校，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于《诗集传》的写作，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大乱了他的进度。

　　西夏使节团软硬兼施，终于同拜占庭帝国皆为盟友。开化程度较高的西夏使节从拜占庭的抄书场和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手稿，并且认识到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以印刷术为代价进行交换之后，携带了大量的手稿和典籍回到了西夏。随后西夏人又把这些典籍向宋人公布，引发了新的一轮翻译热潮。

　　朱熹在比对新的发现和自己的著作之后，不得不返回头去进行增删和修补，甚至将大段大段的章节全部推倒重写。不过这并没有能扰乱他整理经典的步伐，他一面修订着论述泰西群贤思想的著作，一面和吕祖谦、陆象山等人展开唇枪舌战，同时还一面完成了对《尚书》、《三礼》的考异。

　　在将五经的整理全部告一段落之后，朱熹应邀到青州做一次访问旅行，这一次他身后跟随着浩浩荡荡足有四百多人的弟子群。在拜祭了孔庙之后，朱熹造访了格物大家李清照的故居，放下了繁琐的翻译和哲学的玄思之后的朱熹一路上写下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其中不乏“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令人轻松愉快的诗句。

　　在寻芳沐浴，舞兮蹈兮之余，懒得心平气和的朱熹研究起了李清照留下来的那些金石古玩。当然，人家不是玩，是研究，因为半年之后，他又写出了一本厚厚的专著：《三代金器考》。让人不得不感慨，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农民从地里挖出龙骨，不然可能就没有王国维和郭沫若什么事情了。

　　从齐鲁返回之后，朱熹接受高丽国王的邀请来到开京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之后便继续北上进入到辽国的土地。在辽阳，朱熹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舌战群生，将水平并不怎么样的辽国儒生们辩驳的哑口无言，这虽然算不上一场什么高水平的对抗，因为以当时宋辽思想界的水准来看，这委实是国子监祭酒欺负青年童生的水准。不过这两三个月的停留，却为朱熹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不仅受到了辽国皇帝的召见，更被特许兰台奏对。而当辽国皇帝问起“夷狄可以为君乎？”，朱熹回答“何止可以为君，但若一心忧天下，为百姓，则可以为尧舜。”更是令辽国皇帝大喜，甚至欲册封朱熹为公爵，拜为上卿。而朱熹此时亦以孔孟自居，洋洋得意如孔子在齐孟子见梁惠王之初。

　　只是朱夫子终究还是逊于孔圣与亚圣。孟子能一眼看出梁惠王不似人君，但是朱子要等到自己被辽国皇帝赶出去才晓得天下君王都是不喜欢指手画脚的儒生的。

　　灰溜溜的从辽国回来之后，朱熹又与陆象山兄弟和陈亮对上眼了，一时间各大学刊上到处都是这几家相互攻辨的文字。只不过对于朱熹来说陈亮不过是个浪荡小子，叶适区区愤怒的青年，陆九渊与自己好比是告子与孟子。真正可以为华夏百年之患的是西方的一神教。

　　曾经与摩尼教徒是好朋友的朱熹，作为宋国对泰西知晓最多的朱熹虽然对天方教的扩张发出了警告，不过却没有被人放在心上。但是他对天方教的态度却在西夏很受欢迎，很快他们也给朱熹发来了邀请函，请他去西夏王庭坐一坐。不过这时候他正和陆象山忙着吵架，没心思跑开太远，因此只派了门下的几个“非天方”最激进的弟子过去应付一下。不过谁也没想到那些一手拿着四书一手拿着刀剑的高冠儒生各个都不是羔羊而是虎狼，短短的几年工夫，他们就把西夏境内时叛时服的几伙回纥人灭的干干净净。弄得大宋枢密院哭笑不得。

　　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暂时性的收敛了一下自己的脾气，又安心回到书斋里去写书。但是这个火药桶写成的书注定了又是一本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书：《朱氏家规》。

　　这本书虽然名叫家规，可是却被公开的发行，其中的内容更是令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禁止早婚，禁止纳妾，不得出妻，无子可过继。禁止锦衣玉食，禁止浓妆艳抹，禁看艳情小说，禁止夜宴，禁止不归宿。禁止信佛，禁止信道，禁止儒教以外的一切信仰。通篇看下来，全都是禁止，禁止，禁止。但就是这么一本充满了戒条的家规却在很多地方卖到脱销，号称是朱熹生平最大的一笔润笔收入。

　　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大宋淳熙年代被朱熹形容为八个字“礼崩乐坏、周文疲弊”。满朝却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他说的不对，这从反面也印证了一些什么。而陆象山也买了一本回来看过之后在空白处手批道：“元晦看似无情真有情，每从严厉缝中见脉脉。”

　　后人往往从朱熹高举的“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大字中批评他无事生非，迂腐不堪的时候却完全忽略了淳熙年代完全是一个道德崩溃的年代，治乱世用重典，治已经坏了的人心就不能单靠循循善诱，一些严厉的戒条显得充分而必要。

　　朱熹的老家徽州是最认同他的这种思想的地区之一。朱氏家规在这里很快就发展成为乡约族规，由于这里的人们虽然拥有着可以敌国的财富（徽宣地区六府之地巨贾大商辈出，自绍兴以来就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同时也是财富最为平均的地区），但却几乎都过着最为清贫的生活，因此徽宣地区的儒教徒又被称之为清教徒：他们没有把经商得来的钱视为个人的财富，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去行善的方式。他们造桥修路，修缮学堂，资助贫寒士子，抚养孤寡老人，林林总总。他们以着自己的教条改造着自己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这个世界，试图让这个世界更合理是他们的心愿，而至于什么样的才是合理的，他们则持有着一种明晰的观念：

　　合理世界必然是一种有序的世界。大到行星，小到蝼蚁，都在宇宙之中各有一定的位置。这种位置应当是清晰的。

　　合理世界应当是一种对等的世界。大小不是绝对的孤立的大小，而是对等的大小。人对于蝼蚁是大的，但是对于星辰却又是渺小的。

　　合理世界应当是最简约化的世界。一个合理的原因必然是去除掉所有不必的假设之后的原因。比如论证石头为什么会从山坡滚到山脚用重力就可以解释的话，那么就不要再引入狐仙和蛇妖的斗法了。

　　合理即是合乎逻辑，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普世的观念。具体历史下的特殊不能优先于公理逻辑的普通。即经优于权。

　　以上诸条均被朱熹收录在其法哲学的著作《原法》的手稿之中，并在其死后被门徒刊印出来，成为徽州法学派的基础信念。

　　直到目前，朱子已经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翻译、考据、博物、军事、器械、医学、地理、天文、航海…但是他感到自己的精力还没有用完。孝宗皇帝退位，光宗即位，秉政的留正、吕君瑞都是他的老朋友，他很高兴的收拾包袱接受了提举江西刑狱使的任命，也是从这时开始，徽州法学派开始牢牢的占据住大理寺的位置，即便在数年后朱熹被狼狈不堪的赶回福建，还被禁锢成为“伪学道宗”也没能改变理性法学的上升趋势。

　　庆元六年，朱熹病故于建阳考亭。在他同辈的诸子之中，他是活的最年长的，也因此招揽了更多的学生，写下了更多的著作（不立文字的陆象山几乎没有著作流传），使得庆元学禁解除之后的朱学一时汹涌，成为天下显学。而朱子的无所不学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使得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在他之前几乎全部的人类精神文明遗产，他对泰西哲学的介绍和评析为宋国思想家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西方逻辑学的方法由他系统的介绍到中国来，而且他重新的发现了墨家的逻辑学，整理了名家论辩方法，使得探究人类心灵方法成为了一门新的学科。骆珂、卫霍姆等人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了《人类情感论》和《人类理智论》等不朽的著作。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百科全书的思想家。朱子深重的影响了此后八百年的哲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

　　在朱子之前的中国哲学仿佛是一条由不同支流汇集而成的大河奔流而来，到了朱子这里汇聚成为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水库，将水位抬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在朱子之前，似乎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但是朱子以后，哲学思考成为了书斋里干瘪小老头的特权。他们虽然弱不禁风，但是一旦他们的文字走出书架，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颤抖。

　　“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朱子，但是你无法不讨论朱子。”——西夏学者康纯粹。

　　“庆元之后，诸君皆为朱子注脚。”——宋国学者、政治家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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